IEEE Spectrum 采訪了量子計算先驅戴維·迪文森佐(David DiVincenzo)，得以一瞥 IBM 研究機構的內部運作情況，反思了企業在基礎科學方面研究的成就和局限。
迪文森佐是 IBM T.J. 沃森研究中心(位于紐約，約克敦海茨)的前研究主任，自 2010 年開始，他就擔任了德國尤里希 Peter Grünberg 研究所納米電子學理論研究所主任，同時也是阿亨工業大學量子訊息研究所的教授。
他在量子計算方面取得的進展令人著迷，而同樣有意思的是他關于 IBM 和其研究人員關系的回憶。這段回憶很重要，因為隨著政府撤出研發領域，公司研發在美國研發領域充當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
雖然 IBM 仍然還有一個物理系，但是在這個時候，幾乎每位物理學家多多少少都跟一個產品計劃或者客戶計劃掛鉤了。——IBM 前研究主管戴維·迪文森佐
因為政府最適合資助基礎科學研究，而產業更關注市場的發展，許多科學家擔心基礎科學——發展的種子——會被(企業研發)唬弄了事，特別是當公司研發越來越狹隘地只針對帶來利潤的核心業務時。
由于政府削減了基礎科學經費，“創新赤字”的風險已經冒頭，美國創新已經落后于歐洲和亞洲的競爭對手了。
反思IBM：私人企業不可能成為基礎科學的救世主
▲ Basic science spending has been shrinking as a share of the U.S. budget for nearly 50 years. (Source：MIT)
迪文森佐的回憶見證了公司研發這一趨勢的演化。他于 1993 年在 IBM 開始從事量子計算，那時候 IBM 正在主持羅夫·蘭道爾和查爾斯·班尼特的工作。“在那個時候，IBM 夠靈活，我可以立馬就加入到工作當中，”迪文森佐回想道。很快 Shor 分解算法就被發現了，后來這個算法成為了量子計算理論的基石。
幾十年來，IBM 一直用貝爾實驗室的標準(公司培養基礎研究的黃金標準)來要求自己。他說，在 20 世紀 70 年代，IBM 的口頭禪是“我們跟貝爾實驗室一樣著名了嗎?”到 20 世紀 80 年代，IBM 已經有信心不再用 AT&T(貝爾實驗室的東家)的標準來衡量自己了。
“它們的文化是相似的，”他說，“它們會錄用相當年輕的科學家，然后把研究所的所有資源都交給他們使用，基本上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這種模式太棒了，但這種模型已經被證明了不可能持續發展——至少在企業界是這樣的。”
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這種模式在 IBM 也不可能繼續了。
“在 1993 年，IBM 遇到了一次嚴重的財政危機，它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曾經有一度，它開始懷疑它整個商業模式……它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措施，如拋掉 PC 業務等。每一步措施，都使得物理似乎和IBM越來越不相關了。那一年，物理部門縮小了許多。”
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不同于 AT&T 貝爾實驗室的研究文化被保留了下來。
“貝爾實驗室內部競爭越來越強烈。他們真的會相互攻擊，內部研討會變成了一個嚴峻的考驗，因為你很有可能會面臨嚴厲的審視。而 IBM 實驗室科學家之間的內部交流還是相當和諧的。”
然而，在 IBM 當物理學家的日子還是挺難過的，IBM 仍然還有物理系，但是在這個時候，幾乎每位物理學家都要和一個產品計劃或者客戶計劃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在 IBM 初期，我們總是能夠期待這些能想出些有意思的東西的物理學家做出實際的貢獻。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變得越來越有針對性。
總的說來，這可能會成為企業研究實驗室的墓志銘。20 世紀 70 年代是企業基礎研究的全盛時期，而到了 80 年代，人們越來越關注帳本底線，這是不可逃避的宿命，比如說傳說中的帕羅奧多研究中心(PARC)。在 1971 年，也就是 PARC 成立的時候，年輕的科學家們被給予了足夠的自由，于是，個人電腦、激光打印機和以太網誕生了。但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這種狀態每況愈下，許多早期的年輕天才們都逃走了，有些去了蘋果微軟，有些成立他們自己的公司如 Adobe 和 3Com。
真正有突破性公司研究的那些令人興奮的日子會回歸嗎?當然，在你告訴 CEO 至少有十年不要期待任何可投入市場的發明后，還要他去組建一個新的實驗室，這非常難。在 1971 年，全錄也曾這樣被警告過。
這并不是說，在公司的贊助下就不能有非凡的研究，包括 IBM。2014 年，IBM 連續 22 年在授予的專利數量方面世界領先，擁有 7,534 項專利授權，這絕對讓其對手只能望其項背。(據財富雜志的統計，三星排名第二，有 4,952 項;微軟和 Google 分別排名第五和第八，緊跟其后。)
但是，這的確暗示著人們，私人企業不可能成為基礎科學的救世主。只要公司董事會問的是“這個對我們有什么用?”它就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