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數字時代，我國明確將數據列為“第五大生產要素”［1］，以數據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方興未艾并逐漸成為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支撐。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巨大經濟利益刺激著各方主體的競追行為，如何在追求社會整體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成為學術界、產業界關注的焦點。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下文簡稱《數據二十條》)，明確提出“建立既體現效率、又促進公平的數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2］，這無疑給數字經濟這一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3］下的數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現數據治理中“效率-公平”機制的動態平衡。然而，數據隱私泄露、數據濫用等數據安全風險的多樣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給數據治理平衡效率和公平蒙陰，大到如2018年Facebook劍橋分析事件中8 700萬用戶數據被非法用于政治廣告操縱［4］和2021年某社交平臺5.3億用戶隱私數據遭惡意爬取事件［5］對社會公平的系統性瓦解，小到如電商平臺、門戶網站、互聯網金融平臺非法收集竊取用戶數據、大數據殺熟、數據泄漏、個人信息明碼標價、公開買賣等行為對社會信任的侵蝕性影響，這都將成為致使數據治理中“效率-公平”平衡機制梗阻的安全風險。數據安全治理作為數據治理的一個子過程［6］，要探索數據治理中“效率-公平”機制的動態平衡，就要動態關注如何應對該平衡機制所面臨的安全風險。而數據確權作為數據治理的重要環節和數據交易流通、分配數據收益以及治理數據的根本路徑［7］,從權屬視域探索有效應對數據治理中“效率-公平”平衡機制安全風險的根本性逆轉路徑，維穩平衡機制的動態聯動和可持續性，成為數據安全治理領域亟需回應的重要課題。

已有研究中，學者們主要從理論層面對當前數據治理中的安全風險和數據確權進行探究。較早關注到數據安全風險的朱新力、周許陽創造性地提出企業的“資源準入模式”，通過對企業進行數據安全保障能力的篩選來平衡個人數據的利用和保護［8］。呂本富、盧超男則直接聚焦數據開放與隱私保護的平衡研究，從經濟學的效率和公平角度把握平衡的核心是明確數據的產權歸屬和規范數據開放流程，并鼓勵發展第三方數據安全服務產業［9］。在此基礎上，學者們相繼從加強數據流通安全管理［10］、引入數據安全保險完善現有治理體系［11］、從技術運營以及管理三方面為各參與方建設數據安全保障體系建言獻策［12］等視角進行探索，對完善我國數據安全治理體系建設起到了一定的借鑒作用。而要從根本上壓實數據治理各參與方的責任和義務，保障數據治理的平穩運行，就一定要明確數據權屬。完善數據產權是發展數字經濟與保障發展效率的基本前提,也是實現數據要素收益合理分配、保護并尊重公民秘密與隱私以及保障社會公平的重要保證［13］。在數據權屬方面學界已從不同視角進行探索，彭云詳細剖析了數據確權要解決的三個核心問題，并在深化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數據保護方面提出針對性建議［14］；趙豪邁、蒿洋基于我國數據要素確權治理的相關政策提出了我國數據要素確權治理機制優化舉措［7］。

盡管上述研究為目前應對數據治理中“效率-公平”平衡機制面臨的安全風險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實踐基礎，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學者們大多數從單個主體視角探索數據流動、開放共享等追求數字經濟發展效率的機制或個人信息保護、隱私保護、收益分配等兼顧數字時代社會公平的路徑，未將數據治理的效率和公平結合起來去審視二者的動態平衡；另一方面，學者們未從數據權屬這一根本性的視角去審視數據治理中“效率-公平”平衡機制的風險防范，只是對我國數據確權機制或路徑進行探討。因此，本文將數據權屬結合具體的治理場景——數據治理中“效率-公平”平衡機制面臨的安全風險，嘗試從機制各要素去探索其所面臨的數據安全風險給該平衡機制帶來的潛在機制性梗阻，進而從權屬視角提出針對性的逆轉策略，本文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圖1權屬視域下數據安全治理“效率-公平”平衡逆轉機制理論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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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武萬里，王龍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北京1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