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據國家數據局對數據作出的官方解釋，數據是指任何以電子或其他方式對信息的記錄［1］。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提出“研究構建數據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強調加強新領域知識產權制度研究［2］。目前，數據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對象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部分地方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中已引入“數據知識產權”概念［3］。然而，在國內數據知識產權體系逐步發展的同時，數據要素的全球化配置需求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尤其在數據跨境流動的制度構建中，數據知識產權的法律屬性與國家安全訴求之間的張力愈發凸顯。

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以下簡稱《數據安全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頒布，標志著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我國數據安全規范體系初步形成。2021年《“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進一步提出“構建數據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明確數據知識產權作為新型權利客體的戰略地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在制度設計層面提出探索構建數據產權制度，并以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和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為基本框架。該文件作為數據產權制度的重要政策依據，并未對數據性質作出明確界定。圍繞數據及相關數據產品的權利歸屬、權益內容及保護方式等問題仍存在一定爭議。學界對此形成兩種觀點：一部分主張通過完善現有法律保護數據知識產權；另一部分認為現行制度存在不足，進而主張創設新型知識產權，并提出了衍生數據權、商業數據權、數據財產權等方案。然而，這些方案在權利客體、主體、內容及限制上尚存在分歧。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實踐中采納后一種建議［4］。同時，司法判例也認可數據相關權益，如“淘寶訴安徽美景案”“新浪微博訴脈脈案”中，法院均圍繞數據權益或勞動投入保護進行審理。表1詳細列出了我國數據知識產權概念的發展脈絡。

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領域安全，強調國家安全體系的整體性與系統性，是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5］。黨的二十大就國家安全工作作出專章部署，提出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核心要求，強調統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的治理邏輯。在此背景下，跨國上市公司往往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根據上市地的審計以及信息披露要求，企業需向上市地證券交易機構或證券交易所披露供應鏈數據、核心技術參數等具有知識產權價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掌握或處理的重要數據跨境傳輸，將觸發《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第4條規定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申報義務。實踐中，已多次發生跨國上市企業核心數據泄露的事件，這類事件不僅可能引發資本市場的波動，還可能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穩定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如何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框架下完善數據知識產權治理體系，成為破解跨境上市企業合規困局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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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李尚

(西北大學法學院，陜西西安7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