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人臉識別這樣的新興技術，因為存在非接觸的侵入性，監(jiān)測、抓取、匹配、記錄、處置等行為都來得太容易，也需要足夠的監(jiān)管約束力度與之匹配。

　　針對人臉識別侵犯個人隱私的爭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12月21日回應稱，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對處理包括人臉等個人生物特征在內(nèi)的敏感個人信息作出專門規(guī)定，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的前提下，方可處理敏感個人信息，并應在事前進行風險評估。

　　一段時間以來，“人臉識別第一案”與戴頭盔看房等事件，引發(fā)了公眾對人臉識別技術應用邊界的廣泛討論，也讓“如何規(guī)范人臉識別”成為坊間熱議的話題。這些公共討論促進了社會對人臉識別等新技術在應用和規(guī)制上的許多共識。

　　我們樂于看到人臉識別等新技術的應用和發(fā)展，但人臉識別也為個人信息保護帶來了新挑戰(zhàn)。

　　面對社會關切，兩個多月前，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了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10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其官網(wǎng)公開了這部草案的征求意見稿，并向社會征求意見。

　　從立法程序上看，個人信息保護法出臺無疑需要復雜論證，從“應該立法規(guī)制”到“具體怎樣立法規(guī)制”，也要經(jīng)歷各方的反復博弈及后續(xù)的多次審議。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工委21日的回應中，“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兩個關鍵詞作為敏感個人信息在應用場景中的前提，備受關注。規(guī)定這兩個“前提”無疑是必要的，接下來，在立法過程中，顯然還有必要針對這樣概括和開放的表述進行細化。

　　處理個人信息應遵循的原則很多。從現(xiàn)實需要和各國立法經(jīng)驗來說，至少應包括合法性原則、正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誠信原則、比例原則等。在這些抽象的表述之下，用具體的法律程序和責任機制確保個人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 傳輸、提供、公開等活動均能合乎上述原則，才是立法的核心內(nèi)容，也是難點所在。

　　對人臉識別等新技術，保護創(chuàng)新和保護隱私，是法律天平的兩端。基于國防安全、反恐需要，這是“特定目的”，可以啟用人臉識別。

　　但需要討論的是，基于治安管理、交通秩序、醫(yī)療教育等需要，是否也要納入“特定目的”的范疇？理論上，設立于政府機構、醫(yī)院學校、交通工具、景區(qū)景點、公園廣場等有人出入的公共空間，都有“維護公共利益”的理由。但相關立法顯然不能對“特定目的”進行泛義的理解。

　　事實上，對“公共利益”的解釋，已在多部法律中成為爭議的焦點。立法能解決的，就無需甩給“實施細則”和“司法解釋”。以正面清單式的列舉法，或是一條可行的路徑。

　　“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不是可以“二選一”的前提。啟用人臉識別，不但應有“特定目的”，還應是“必要”的、不得不做的處理。這種“必要”是指，在若干適合實現(xiàn)“特定目的”的方式中，必須選擇使用對相關當事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損失最小的方式。換句話說， 已經(jīng)沒有任何其他能給相關當事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更小侵害的措施，來取代該項新技術的應用了。

　　這樣一來，似乎對人臉識別等新技術的應用范圍限定得較為嚴格。但這絕非多余：像人臉識別這樣的新興技術，因為存在非接觸的侵入性，監(jiān)測、抓取、匹配、記錄、處置等行為都來得太容易，也需要足夠的監(jiān)管約束力度與之匹配。

　　作為個人信息的權利主體，只能通過立法來增強隱私保護的防御性機制。把人臉識別等新技術關進法治的籠子，讓天然失衡的創(chuàng)新保護和個人信息保護在法律的規(guī)制下并行不悖，這將是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何時修成正果的關鍵。